有一位影迷父亲跑到导演海伍德·古尔德（Heywood Gould）的博客上问：齐泽克是谁？他为什么要毒害我儿子？留言翻译过来大致是这样：“儿子寒假回家告诉我他迷上了齐泽克，一个后现代讽刺作家。在他们大学，他是最新的文化英雄，人人都为他疯狂。我不明白像后现代这种大词儿是什么意思，但看了这位老兄的书之后很不安，他说恐怖袭击是全球资本主义导致的结果，那些在关塔纳摩监狱被折磨的人更明白什么是美国的实质，还说美国要真是民主就应该在全球范围内直选总统。我儿子说没事儿，‘后现代，老爸，这只是个大笑话’，请问我该怎么办？我是不是太紧张了？”

海伍德·古尔德原来当过记者，出过几本书，现在转行拍电影，他很认真地回复了这位着急的家长，他写道：要是齐泽克真的有那么危险，你就不可能看过他的书。资本主义文化只欢迎无害的偶像破坏者，因为他们不挑战现有的经济秩序。简单地说齐泽克是斯洛文尼亚最有名的文化骗子，他什么都说，美国、纳粹、斯大林、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恐怖分子……虽然他老有惊人之语，但其实是在悄悄迎合他听众的政治观念。当然，他很会讲笑话，如果他不存在，伍迪·艾伦也迟早会发明这么一个角色的。至于儿子怎么办，导演说，“你只要别再给他零花钱就行了。”

 

许多人听说过齐泽克的名字，如今他像黑格尔或者康德一样属于为人所知却又无法概括的人物。有个词叫kafkaesque，意思是“像卡夫卡小说一样怪诞的”，其实关于齐泽克也可以有个类似的词，他的名字Zizek听上去和Kafka一样有节奏感，“zizeky”这样的词暗示着人们很难用别的语言解释他，只能用他自己来形容自己。他的名字在学术界如雷贯耳，但大众媒体上对他的介绍和描写大多词不达意，很多时候也和刚才说到的这位导演和家长一样流露着傲慢与偏见。2003年，《纽约客》杂志有一篇长文向美国人介绍齐泽克，说他是英美大学里的第欧根尼，既玩世不恭又野心勃勃，想把所有的社会和自然现象理论化。齐泽克主要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与拉康，美国人当然对前者印象不好，至于后者，一位哲学大师，《纽约客》说全世界理解他的理论的人数差不多和会说斯洛文尼亚（“比新泽西州小一点儿”）语的人差不多。“如果不认真对待的话，齐泽克是个值得注意的思想家。因为如果你总是拿他当真，你会陷入范畴上的错误。”

《纽约客》是份值得尊敬的杂志，但他们的编辑Rebecca Mead所下的这个判断无疑很荒唐。十年过去了，齐泽克在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他出版的书已经超过五十本，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无论他在学术界有怎样的争议，他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很多人是通过齐泽克谈及到的话题知道他的，比如性、“911”、萨达姆、美剧、《黑客帝国》等等，伯克莱大学的朱迪斯?巴特勒说：“齐泽克特别喜欢用流行文化来建立他的论述基础，对于很多人来说，看到他把阿尔都塞和《角斗士》电影联系在一起谈论，感觉会好一些。”《纽约客》把齐泽克和德里达相提并论，说德里达的魅力在于那迷人的晦涩，而齐泽克有着平易近人的荒诞。这并不意味着齐泽克的理论著作浅显易懂，齐泽克的朋友埃里克?桑特纳说：“他最基本的姿态就是：先展示一个问题或文本，然后制造出一种你期望看到的分析，然后他再说：‘我倾向于站在它的反面’。”在我们的视野里很可能存在两个齐泽克，一个脾气暴躁、精神紧张、玩世不恭，整天奇谈怪论；另一个沉默寡言，满脑子高深思想，担负着知识分子在我们这个时代最沉重的负担，以至于人们只能反复传播他讲过的笑话，企图表示自己对他并不是一无所知。

 

一

斯拉沃热·齐泽克生于1949年，今年64岁，和村上春树以及刚刚去世的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同岁，他的父母都在社会主义体制内工作，父亲是经济学家，母亲则是一位会计。结果齐泽克一点儿都没遗传父母在数学上的才能，事实上他都还记不住自己在卢布尔雅那的公寓的门牌号（“我想大概是20号，让我们试试看。”）。他15岁的时候开始看辩证法，在那个年代，他有大把机会接触到大量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后来齐泽克在看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杂志的时候知道了海德格尔，在迷了一阵之后又转向了法国结构主义。虽然他会说德语（他懂六国语言），但他自称从未受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到了上世纪60年代，齐泽克已经熟读了德里达、福柯和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的许多著作，最后迷上了拉康。他对拉康的忠诚一直持续到现在，在《卫报》的一次采访中他表达过对一些旁征博引的学者的鄙视。他说：“我对自己的立场非常清楚，我不相信混合在一起的事物，我厌恶从拉康那拿一点，从福柯那取一些，再加上一点德里达的研究方法。”但这话不完全对，他自己也从马克思和黑格尔那里拿了不少东西。

22岁那年齐泽克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名字叫《差异的痛苦》，这本书综合了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一些理论，他自己说这本书令他感到“很不好意思”。70年代早期，齐泽克已经完成了关于海德格尔的博士论文，但在当时的斯洛文尼亚哲学界，马克思主义思想依然占据着主流地位，如果不是这方面的学者，是很难在大学里找到工作的。本来齐泽克已经得到了卢布尔雅那大学哲学系的一个助教职位，他开的课叫“当代资产阶级哲学”，但后来还是因为政治原因丢掉了这份工作。从1973年到1977年的四年时间里，齐泽克都没有正式工作，做了一段时间翻译维生。回头来看，他认为这段时间的失业其实是化装而来的幸运：“要是我那时找到一个工作，估计现在也就是卢布尔雅那大学里一个可怜愚蠢的无名教授而已，对德里达、海德格尔、马克思的思想略有涉猎。”他不得不跑到巴黎，他在那里得到了拉康的女婿阿兰?米勒（被拉康认为是他的思想接班人）的赏识，和法国后结构主义者们一起以办讲座为生。1979年，一个以前一起研究海德格尔的一个朋友帮他在卢布尔雅那大学的社会学系里找了份工作，此后11年他从未在哲学系里工作。“每个人都知道我是个哲学家，和社会学毫无关系，但我还得装下去。”

因为政治不正确，当局禁止他教课，只准做研究工作，这对他来说再好不过。他很讨厌教课，讨厌学生，即使是让他指导博士也不高兴。他说：“为什么要进行论文答辩呢？为什么一定要过这种程序？还不如我们把字签了然后去饭店吃一顿算了。”他成名后美国有大学邀请他加入，还答应给他办理移民手续，他想也不想就拒绝了：“如果你有一份可以什么都不干的工作，你会换一个要做很多事的工作吗？”在大学官僚的眼里，齐泽克是个离经叛道的坏学者，他和别人一起成立了一个叫“理论心理研究协会”的组织，目的只是从国家那里弄点经费花花。70年代末，他的第一本英文著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出版，在西方世界引起巨大轰动，特别是美国左翼知识分子，更是为之着迷。从此国外许多大学都请他去访问，他自己说总共访问过一百多所大学。他经常都找借口说：“哎呀，我没东西写字了”，然后要来一些当地大学有抬头的信纸和信封。90年代的时候，齐泽克家里有三四十所大学的官方信函用纸，有个朋友来找他说自己想去国外游学，齐泽克就说，好，你想去哪？朋友说要去芝加哥，于是齐泽克就找来芝加哥大学的信函，伪造了一个学术研讨会以及所有与之相干的的数据和文件，顺利地把朋友送出了国。

虽然曾经禁止他在大学授课，但实际上斯洛文尼亚政府对齐泽克这些年来一直不错，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如果我们完全相信齐泽克的话，那么这个中欧小国确实有奇特之处。他说：“斯洛文尼亚共产党充分明智地把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自己的官方意识形态，这（以及海德格尔主义）对于我们拉康主义者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斯洛文尼亚的杂志编辑、艺术家和电视脱口秀制片人们很熟练拉康那套术语，“漂浮的能指”和“大他者”这样的词都挂在嘴边。半数的斯洛文尼亚政府官员在大学里学过拉康，其中包括前国家领导人格雷高尔?格罗比奇，他说他在卢布尔雅那大学写过关于拉康的论文。齐泽克说：“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爱他！要是总理在我和他聊天的时候来电话，他会对着电话那头说：‘滚！我没时间和你说话！’”

在1990年的东欧剧变中，南斯拉夫解体，斯洛文尼亚在次年独立。齐泽克作为左翼知识分子的代表也参加了总统竞选。斯洛文尼亚的前文化部长约瑟夫?斯科里奇说：“他帮了我们，他很年轻，又是教授，非常聪明。但他不想入党，因为他老变换立场。”当时竞选总统委员会只有四个人，齐泽克排在最后，他对权力其实没有什么兴趣，他说要是他当选了，第一件事就是辞职。他的时间都用在读书、看电影和写作上，齐泽克对写作的热爱已经达到了强迫症患者的程度，几乎每年都有一本书出版，还有无数在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朱迪丝?巴特勒说齐泽克过着完全理论化的生活，但在他自己来看这是可怕的生活。“对我来说一切快乐都被毁了。昨天晚上我听瓦格纳的西格弗里德序曲打算放松一下，真美妙，但一个小时后我就想到点东西必须要写下来。这种事对我来说很常见。”他最少同时看三本书，看一本累了就换本看看，大部分时间都宅在家里。有人问他去不去滑雪，他说：“滑雪有什么意思？如果说是先到高处然后再下来，那为什么我不直接待在下面然后看本好书？”

有一段时间，齐泽克曾经幻想过当一个内务大臣或者情报机构长官，朋友们说如果这事儿成真的了，他们就立刻离开这个国家。也许他们害怕齐泽克的粗暴态度，因为这个人在看书的时候偶尔会幻想自己是斯大林：“这人不适合社会主义！把他送到古拉格去！”其实意思就是把一本烂书扔进垃圾桶。又比如：“如果你提到‘后殖民主义’这类词，我会说：‘去他的！’后殖民主义是一帮印度高富帅发明出来的，他们觉得自己可以通过玩弄白种自由派的负罪感，来在西方顶尖的大学里混到一份不错的职业。”

 

二

作为斯洛文尼亚为数不多的国际名人，齐泽克这些年一直拿着国家发给他的外交护照旅行。这算是政府给他的特权，出国的时候可以享受一些便利，比如能更快地通过安检。结果因为他过于不修边幅，导致安检人员不约而同地想：“这算哪门子外交官？”然后花上两倍的时间仔细地检查每个细节。这并非故意，但齐泽克的外貌和衣着确实也时刻在传达一个信息：即他在今天的世界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异数。2005年的一部名为《齐泽克》的纪录片里，齐泽克对着镜头展示自己的厨房，里面没有任何厨具，抽屉里堆满了袜子、内衣、裤子和T恤。《纽约客》说他的牛仔裤像是几十年前的苏联工厂生产出来的。他说：“我大概看上去很邋遢，嗯哼。这是因为我觉得给自己买东西这事儿实在是太恶心了：裤子、夹克、等等等等。我所有的T恤都是各种座谈会上发的礼物，所有的袜子都是飞机商务舱里拿的。在这方面我完全不在乎自己。”这话又不一定对，曾经还有人在卢布尔雅那的大街上看见齐泽克穿着一件t恤，上面印着一个英语短句：“我很美。”什么样的研讨会会发这样一件T恤？

人们容易觉得他有点儿神经质。尤其是他用英语演讲的时候，能以极快的速度口齿不清地爆发出很多理论术语，但表情却是紧张的，手还经常有轻微的痉挛。很多美国人特别着迷这种斯拉夫森林熊的异国情调，看他用力拉自己的胡须和衬衣，卷发乱蓬蓬的，腋下还有块汗渍。就连他把“adolescent”说出“a dollar cent”也别有意味。同时，他时不时穿插的笑话也让人们感觉到，自己并不是真的一点儿都听不懂前沿哲学在讲什么。与飞快的语速相应的是，他自己不在乎人们对他的兴趣是不是来自真正有能力理解他的那些人。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讲座开始时连走廊都挤满了人，他越讲人越少，并且经常如此。但他无所谓。他从来不承认自己在亚马逊网站上看过读者评论，他说：“人类整体是OK的，但99%的人都是白痴。”

自从《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开始，齐泽克就在尝试以一种批判的方式把流行文化和哲学理论对接，在精湛的修辞和论证技巧中消灭崇高-平庸的二元对立，他在列举文本和分析对象的时候呈现出精神分析学者的姿态，即把莎士比亚、卡夫卡和斯蒂芬?金乃至詹姆斯?卡梅隆的作品一视同仁地看作流行文化的文本来对待，但他和庸俗弗洛伊德主义者的区别在于，他不会从作品出发去分析作者的人格问题，他的目标在于运用黑格尔、马克思和拉康去审视整个文化生态的无意识层面。他把这叫做“侧目而视”：有些问题从正面看朦胧莫辩，而绕到侧面一看就会有意外发现。齐泽克的这个角度在哲学史上是全新的，他认为如今技术和社会形态的巨大改变为人们提出了无数问题，而人们只是假装看不见，回答这些问题才是哲学应该做的。他引用本雅明的话说：“哲学家的任务不是骑着历史的火车前进，而是在合适的时机拉下刹车。”伊利诺伊大学的徐钢教授编过一本《跨文化齐泽克读本》，他在前言里说：“在现在的语境里，超越性的、跨文化性的、中性的、全面的知识是不可能的，学者和左派活动家不求发展一个可以包容一切的元理论，而是以一种激进的革命姿态和伦理态度力求理解各种危机之间的关系，试图教育人们更加宽容却也更加具有斗争性，不为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种族主义、男权主义所制造出的各种现实中的假象所迷惑。”换句话说，齐泽克选择侧目而视，把哲学的手术刀插入电影、畅销书甚至广告，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话语，他并非要解释大众文化，给他们穿上哲学理论的外衣，他要做的是揭示日常生活里的荒诞性，不但要指出皇帝没有穿衣服，还要弄清楚他为什么会不穿，以及人们在配合皇帝的时候得到了何等的好处以至于他们会一直这样扮演下去。这项工作是有一定冒险性的，他就像一个拿着砍刀冲进瓷器店的野人，把一些虚假又精致的意识形态制品打得七零八碎。令人惊异的是这样一个没有耐心的人居然细致地把这项工作做了二十多年，他甚至可以说是絮絮叨叨，把一本书里讲过的东西拿到另一篇文章里，再把它拍成电影。齐泽克从未自诩是启蒙主义者，他这么做却吻合了康德笔下的启蒙涵义（“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只不过添了几分悲剧色彩。来看他的人们里有好多只对他的笑话感兴趣，又有些人认为他的论证充满矛盾，像是杂耍般夸大其词（齐泽克：我的思考如此之快，怎么可能没有矛盾？！），而对他真正要说的东西不加注意。这种现状让齐泽克在整个大环境中显出卡珊德拉般的悲壮感，他知道他应当知道的并且不断地在提醒人们，但相信他的人寥寥，更不用说误解了。他对自己的命运有清楚的了解，“右派知识分子是无赖，是遵守现有秩序者，只会说现在已有的东西，把它视为继续存在下去的证据；而左派是小丑，公开嘲弄现有的秩序，但他的身份又悬置了他的话语。在现有的秩序里，傻瓜用解构主义的文化武器，来批判颠覆现有的秩序，结果却成了现有秩序的补充。”

 

三

齐泽克的第一选择不是哲学，他引用列维·施特劳斯的话说，“每一个哲学家和理论家都曾经有过另外一个失败的职业，正是这个失败才标志了他的存在。”列维·施特劳斯想当音乐家，而齐泽克想投身电影。他在少年时代看得最多的电影是希区柯克的《惊魂记》和阿伦?雷乃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德》，据说都看了至少十五遍。他有一台super-8摄像机，应该拍了不少东西，但他不肯给任何人看。很难统计如今齐泽克的脑子里到底存了多少部电影，他家里除了书籍，到处都塞满了DVD。伊利诺伊州大学教授徐钢回忆他陪齐泽克在美国逛商场：“他一个人奋勇地向前冲，嘴里还嘀嘀咕咕地念叨着‘罪虐’，‘罪虐’，在短短15分钟内用现金买了一千多美元的cd、dvd，外加一个便携dvd播放机。”2008年齐泽克应南京大学之邀来中国的时候，除了讲学之外的一大乐趣就是买盗版DVD，据说前后共买了100多张。“我在纽约曾经看到这样一条标语，‘不要买盗版电影，否则你就在支持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当时我就想，‘好吧，从现在起，我只买盗版DVD。’”。但他不一定会看，在这点上他堪称看电影的本雅明：“我买下这些碟片就是为了不看电影，既然买了我干嘛还要看？”

1991年，齐泽克出版了《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其中大量文字和段落涉及对希区柯克电影的分析。次年，他又编纂了一本《不敢问希区柯克的，就问拉康吧》。希区柯克着迷于控制观众的情感，他的终极幻想是发明一个接入观众大脑的机器，按下对应的按钮就会出现对应的情感。齐泽克在他的电影里发现了这一秘密，他和一般电影研究者非常大的差异在于，他剔除了电影中的叙事内容，只保留了高强度的形式模型，而这种形式模型才是希区柯克之所以能够摄人心魄的关键。在齐泽克笔下，电影和哲学理论呈现出许多对应之处，大多数时候，他并非简单地解释电影或者宣讲哲学，而是使这二者充分融合，呈现出一种微妙的互证关系。在对《惊魂记》的分析中，他揭示出玛丽昂（Marion）和凶手诺曼（Norman）因为名字相似而呈现出的镜像关系。希区柯克使我们在前半部分在心理上认同于Marion，而后半部分认同于诺曼，齐泽克认为这暗示了玛丽昂的世界是当今美国的日常世界，而诺曼是其黑夜反面。“汽车、旅馆、警察、马路、办公室、金钱侦探，等等——它们是当今时代肯定现实和放弃历史的符号，庄园（等同于闹鬼的古堡）、动物标本、干尸、楼梯、刀子、化妆服饰——这是来自于被禁的过去的可怕形象库的符号。正是两套符号体系的对话，它们通过对立而非类似产生的相互关系，创造了这一惊悚影片的视觉张力。”同时，他利用诺曼的精神分裂来谈欲望和他者的关系，例如诺曼的欲望是母亲作为他者的欲望，而他者总是侮辱性的、淫秽的（在影片中，母亲的声音说道：“你以为我很多汁（fruity）吗？”）而对于《阿凡达》的，他说这是一部在意识形态上极其守旧的电影：老实的白人支持环保的原住民，抵御军事-工业复合的帝国主义侵略者。一个下身残废而被地球抛弃的人，转头就赢得美丽的原住民公主的爱——原住民要么选择成为帝国主义现实的受害者，要么乖乖扮演白人幻想中早已分配好的角色。

在2006年的《变态电影指南》中，导演索尼娅·菲尼斯把齐泽克置身于希区柯克的经典场景中，当齐泽克臃肿的身体坐在《惊魂记》中母亲的摇椅上以东欧英语喋喋不休的时候，你不得不感觉到一种以无厘头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深刻。他在这部纪录片里透露了他为何对电影如此着迷：“电影是一种激发欲望、与欲望游戏的艺术，电影驯化欲望，使它保持在一个安全距离，并使它可见。”他把看电影比喻成观看马桶底部，看那些在日常现实中不被允许的东西，按照这个思路，灾难片恐怖片则如同粪便和血，我们只能接受它们作为符号在彼岸的存在，一旦这些东西越过银幕/马桶来到我们的现实世界，我们会感到恶心和不知所措。齐泽克坐在马桶上发展了拉康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现实感和真实界的关系：我们的现实感如同《黑客帝国》里的现代城市，并不是现实本身，而真实界正如同墨菲斯带尼奥来到的那片荒野。他说：“欢迎来到真实界这个大荒漠。”（齐泽克后来用这句话作为一本书的名字。）只有在电影里，我们才能遭遇那个我们在现实里没有的真实界维度，因为真正的真实如同噩梦，它提供的创伤感太强，以至于不能被体验为日常现实。现实之所以成为现实，就在于类似大便和血之类的真实界已经被排除出去。一旦马桶堵了排泄物流得满地都是，我们就会立刻丧失现实感，如同置身噩梦。在《惊魂记》里，希区柯克拍摄诺曼擦洗杀人现场（浴室）用了几乎反常的十分钟，看到凶手擦洗掉最后一块污迹，我们作为观众也松了一口气。下水道口仿佛是黑暗世界的入口，总是在镜头里凝视着我们，好像要从真实界跳出来来对我们进行袭击一样。终极恐惧，齐泽克说，当然是冲水无效。

齐泽克在《变态电影指南》里修改了弗洛伊德的内涵：“弗洛伊德的真意不是说所有事情都是性，而是我们真正在经历性的时候，我们在想什么。“《卫报》记者采访他，想知道他多久过一次性生活。齐泽克说：“如果是你们说的那种利用伴侣的身体自慰的性，我最好一次也不要过！”（他的现任妻子是个模特，也是个拉康学者。）他的理论是：“在性中总是有一个来自第三方的幻想元素，使我能够进行性行为。这个第三项就是大他者。性爱是做给大他者看的。当一个人在做爱的时候，偶尔会感到自己很愚蠢，他会想：‘我的天，我在这里做什么，为什么要做这种重复的动作？’在这种时候，人就和现实断线了。”他再次举出希区柯克的电影《迷魂记》，说明我们至今的性话语总是是阳物中心主义的：男人总是在和幻像做爱，女人被化约成为一个自慰工具，《迷魂记》里的司考迪需要一个完全顺从的理想化女性对象，这是他能够欲望的前提。而在《后窗》里，格蕾丝?凯利想用自己的美貌感染因为断腿不得不坐在窗边的詹姆斯?斯图尔特，而后者对她漠不关心。只有当片尾女主角出现在对面的窗户里，进入男主人公幻像的框架里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对她的欲望。有一个英国广告说明这种中心主义有多么严重：一个姑娘沿着小溪步行，遇到一只青蛙，就亲吻了它。这只丑陋的青蛙奇迹般地变成了一位英俊的年轻人。紧接着年轻人向女孩投去了贪婪的一瞥，也亲吻了她，而她就变成了一瓶啤酒。女孩幻想着实际上是年轻人的青蛙，而男人则幻想实际上是一瓶啤酒的女孩。

这个理论很不讨人喜欢。如果这就是与异性关系的本质，那么即使我们在理论上挑不出错误，在生活中也难以认可。齐泽克也和普通人一样纠结。“我不喜欢美国人的直率，就像你刚认识一个人，他就开始和你讲他的性生活。我恨这样，我恨这样！”这是他接受《卫报》一次采访时说的话。但紧接着他就开始和记者谈论他自己的性生活——他一贯如此，因为患有糖尿病只能喝健怡可乐，但他总是往健怡可乐里面加一大包糖——“这方面我是极端浪漫的，你知道我怕什么吗？对性的后现代的、过分纵容的、讲究实际的规矩。这太可怕了。他们说性是健康的，因为它对心脏、对血液循环有好处，它让你放松。他们甚至说接吻有好处是因为它锻炼面部肌肉——天啊，太可怕了。”他受不了一夜情，原因很怪异：“我嫉妒那些享受一夜情的人，应该很好，感觉不错，走吧，开始——但是对我来说这简直荒谬，在另一个人面前裸露对我来说简直太可怕了。如果她邪恶地指着我说，哈哈，你的肚子。就全完了。”

 

四

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左派知识分子，齐泽克毫不掩饰地说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一场灾难。这使得许多左派很不高兴，但在更多的时候，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对自由主义尤其是美国的批评上。在他看来，这两种意识形态具有相似的欺骗本质。在如今最广泛的大众话语里，柏林墙的倒塌意味着共产主义乌托邦在欧洲的失败，而此后欧洲发展的秩序才是“正常”的，历史如福山所说的在这里终结，进入平铺直叙的唯一跑道。但齐泽克敏锐地指出，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程度的乌托邦，即相信西方式的自由主义能够统一全世界。这种“全球大同”的乌托邦从1990年一直持续到2001年9月11日那场著名的恐怖袭击。双子塔倒塌的创伤经验逼迫人们回到真实的历史进程，才发现世界上有数不清的墙，车臣问题、巴以冲突、西班牙与摩洛哥的领土争议，德国与希腊的欧元纠纷……在柏林墙倒塌后的11年内，美国成功地统一了意识形态市场，把许多模糊之物合法化。鲍德里亚对海湾战争的批判和齐泽克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齐泽克更进一步：他发现布什虽然宣布美国在“911”后进入战争状态，但实际上战争并没有爆发，布什模糊了战争与和平的界限，使得是否发动战争、如何进行战争成了极少数人的事情。从此只有美国建立了宣布其他人为恐怖分子的权力，这种权力的隐含前提是：恐怖袭击成了一定会来的，并且永远会来的东西，但是会无限期拖延。在这个意义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成了现实中最大的一个“麦格芬”。麦格芬是希区柯克电影中的概念，意为一个空洞的借口，是角色拼命追逐，但观众却可以不关心的东西。而真正的的“麦格芬”，恰似一种潜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拍摄于1945年的《美人计》中那些装有“放射性钻石”的瓶子。他在美国的一次讲座里提出这个观点，结果听众纷纷离场。

齐泽克对于意识形态的批判仍然是他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在他看来，意识形态作为教条，作为理念、信仰、观念等等的集合的固定观念，注定要使我们相信其“真实性”，但实际上它们却服务于某些未明言的特殊权力的利益。在隐秘的、无法谈论的利益影响之下，一道鸿沟将文本“官方的”公共意义与其真实意图隔开。也就是说，我们需要面对的是文本明确表述的内容与其实际预想之间未明确显现的紧张关系。通常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只是把现存秩序以理性的方式合法化与符号化了。在如今的社会里，意识形态几乎无所不在，它们既为国家权力、也为资本服务，即使是在时尚领域都能看见它的影子，即使知识分子也难以逃脱，人们容易在圆桌前宣布自己生活在意识形态的世界里，但当他做一些具体的事的时候，又不知不觉被意识形态所俘获。齐泽克曾经以砂洗牛仔裤为例说明意识形态如何取代/隐藏阶级对抗：“通过提供既能为下层人又能为上层人占用的牛仔裤，想象性地解决了阶级对抗——上层阶层为了与大众阶层看起来一致而穿砂洗牛仔裤，而大众阶层的成员是为了看起来像上层阶层的人才穿这种裤子的，所以当较低阶层的成员穿砂洗牛仔裤时，社会地位（贫穷）与衣服（用旧、破的牛仔裤）之间的表面上的全然一致实际掩饰了一个双重中介：他们模仿那些人，而那些人是在模仿一个想象中的大众工人阶级模样。”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一家专门生产这种注定要模糊/取代阶级差距产品的公司正好叫GAP（意为裂缝、差距、空白）。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谈到意识形态的时候说：“他们虽然对之一无所知，却在勤勉为之。”而齐泽克认为，今天这句话应该改成：“他们一清二楚，但依旧坦然为之。”在今天，让意识形态畅通无阻的不是它的真理价值，而是简单的超意识形态的暴力和对好处的承诺。一方面，意识形态宣布暴力是“不好”的，将其从人们的生活中抠除，另一方面却以现实以及象征层面上极端的暴力来维护现有秩序。同时，在这个秩序里，维护意识形态确实能得到好处，他称之为启蒙主义的绝境：“人们很清楚那个虚假性，知道意识形态普遍性下面掩盖着特定的利益，但他拒绝与其断绝关系。”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之所以崇高，是因为它能满足我们对于幻像的迫切愿望。我们对于幻像有欲望，而这种欲望正是因为意识形态捕获了我们的欲望，使得我们欲望大他者的欲望。在《在法的门前》里，大门里面可以是任何东西，对于乡下人来说，是他的欲望希望得到的东西，但乡下人无法描述这种欲望，因此他始终无法达到彼岸。塔可夫斯基的《潜行者》讲述的同样是这种困境，人们在黑屋子里只要能够讲清楚自己的欲望，就一定能够实现，但所有人都失败了。齐泽克认为我们总体上来说是拒绝来到真实界的，当幻像崩解，人们得到的不是真实，而是噩梦般的现实，因为它太过创伤而不能被体验为以日常经验出现的真实。

亲眼目睹过屠宰的人吃肉会有不适感，但一段时间后就会恢复，这是“我知道了，但我不想知道我知道，所以我不知道”的心理机制。虽然我知道了这件事，但我拒绝完全承担这种认知的后果，这样我就可以继续以“我不知道这件事”的姿态行事。齐泽克认为，我们对于真实界的态度就是这样：“你老实地待在那里，不要过来！”不含咖啡因的咖啡、去脂的奶油和无醇的啤酒，这些产品都被剥离了它之所以成为它的实体，而如今世界中越来越多、未来甚至可能占统治地位的虚拟现实也剥离了真正现实带来的创伤感。因为“911”中飞机撞向大楼的镜头被播放得太多，人们甚至丧失了正常的感觉，没有注意到撕裂的肢体、横流的鲜血、垂死之人的绝望表情被有意压抑了，这与对第三世界的灾难的报道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在那里一切可怕的细节都被挖掘出来。齐泽克认为大众媒体企图营造的结论是，在如此悲惨的时刻，我们与他们的距离（你别过来！）和差异依然不变，真正的恐怖发生在那里，而不在这里。人们的拒斥心理甚至巧妙地体现在慈善上，他认为星巴克“买一杯咖啡，就捐收益的百分之一给非洲儿童”的做法利用了人们对于真实界的恐惧，是一种精妙的算计。在类似的口号下，人们主要的购买对象不再是咖啡，而是一种良好的感觉，仿佛买了咖啡就为国际贸易的剪刀差做了点什么——如同购买有机苹果是为地球妈妈做了点什么——以很低的代价消灭了自己作为不公平国际贸易获利者的内疚感。资本承认残酷现实，并把所得部分拨出投入人道主义，这不但是维护剥削机制的，因为它避免了矛盾的激化，掩盖了对真正纪律化、制度化压迫的注意，也是资本运行本身要求的，因为它狡猾地将慈善纳入了再生产的轨道，本质依旧是剥削和利益至上的。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如同吸血鬼，即使在白天被杀死到了夜晚也总会复活。齐泽克也讽刺地说，如今的人们能够想象2012年世界末日，却无法想象资本主义生产秩序的终结——因为意识形态已经将这件事伪装成自然而然的、如同吃饭喝水一样平淡无奇的了。

 

五

对齐泽克引用得越多，越容易觉得他会是一个忧郁的人。因为他看到如此之多的令人不快的真实，并且以他一己之力，绝无可能改变。但是当我们从书本里抬起头来，又很容易被齐泽克的无厘头和满不在乎的神态吸引，这时候他看起来像个东欧老土，在纽约时报广场的玩具店里大买特买，然后拿着好几个大购物袋到处转悠。他依然像我们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那样暴躁和不耐烦，他甚至精神分裂，他不在乎。

“有些蠢货对电影里的另一个镜头发表了很多看法……你还记得我半裸地躺在床上做访谈的那次吗？那些个蠢货马上就问了：咦，这里面有什么信息？”“[那导演]整天都在缠着我——缠得老子烦死了——我累得像条狗。她想要再问一些问题。我就说：‘听着，我现在要上床了，你只能再拍五分钟。’……没什么意思，老子就是累毙了！”

“但这不正是你在自己的写作里常干的事儿吗？搞来一个半裸的家伙，然后为他的半裸赋予意义？”

齐泽克：“是的。”不久他又说：“所有关于我个性的八卦都是骗人的。”

他说他写的一切关于政治和经济的东西都是垃圾。他只爱黑格尔，最终的梦想是写一本或者许多本关于黑格尔的书，如果时间可以倒流，他想回到19世纪的德国去听黑格尔讲课。至于现在的人们如何看待他，比如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导演（算是对齐泽克有一定了解的）的看法，他其实并不在乎。导演后来在回答那位迷茫的父亲的时候仿效齐泽克讲了一个笑话：

“我在精神病院实习过，一天我看见一个男人走来走去，用一个毯子裹住自己，好像穿着古罗马的官袍。护士笑着对我说：‘他以为他是凯撒。’另一个人站在窗子边上，一边啜泣一边做出弹吉他的动作。护士说：‘他以为他是鲍勃?迪伦’这时候我注意到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有个人坐在一大堆脏得发臭的纸上自言自语，身体一前一后地摇晃，我就问护士：‘这人觉得他自己是谁？’护士说：‘啊，他呀，他觉得他是个知识分子。’”

如果齐泽克听到有人这么讽刺自己，他会作何反应？也许他已经回答过了。有一次《卫报》记者问他什么时候感到最沮丧，他的回答是：“看到蠢货开心。”